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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常改写人类历史 但并非随心所欲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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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信雨南
 



      连日来,看意大利、看欧洲、看世界,令人揪心。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快速蔓延,这是一场波及全球的重大灾难。无论在哪个大洲、哪个国度,因染病而逝去的生命,都令人惋惜、悲伤。
      
      中国抗击疫情已走出最困难的阶段。这并非新冠病对中国人网开一面——而是因为中国的抗疫斗争举国动员,上下同心,坚定执行了一整套事实证明符合中国实际、符合科学规律的抗疫举措。
      
      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疫情,将深刻改变今日世界,并以沉重的方式写入人类历史。它有横冲直撞之势,但在恰当、有力、坚韧的应对面前,也会暂时式微、退却。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断与疫病做斗争的历史。而传染病,正是微生物与人类相互作用的产物。几千年来,瘟疫与人类社会发生过太多的纠缠。从结果看,至少有三种呈现方式:
      
      一是野蛮地伤人夺命。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前,瘟疫的杀伤力是极其惊人的——无论是在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中世纪的欧洲,亦或在早期殖民者踏足的美洲大陆、亚洲大陆。一场瘟疫,能长存几十、上百、数百年,甚至灭国,或夺去某个大洲的三四成生命。
      
      二是成为改变文明走向的一种作用力。瘟疫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暴发,让古希腊文明遭受重创。鼠疫曾动摇了罗马帝国的根基。黑死病曾让中世纪的欧洲陷入黑暗。天花曾随着殖民者的舰队、商船队登陆并搅乱了美洲大陆。霍乱则在十九世纪走遍多个大洲,令诸多强国国力骤损。
      
      三是人类在与瘟疫的斗争中不断开创新的文明。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就是“隔离”之法。欧洲对抗黑死病,也多用隔离检疫。中国在明代就用种人痘来预防天花。进入工业文明后,抗生素、疫苗等逐渐登上战场。近百年来,正是在与瘟疫的不懈搏斗中,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得以创建。
      
      距今一百年前,一战结束之际,“西班牙大流感”暴发。此疫病以地名命名,已不符合今日国际惯例。只是当年约定俗成,留下无奈的印记。今天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则中,已明确不以地名命名疫病。二战后至今,人类又遭遇多次蔓延全球的大疫。所幸,伤害程度与工业文明前已不在一个量级。不是因为病变弱了,而是人类的手段变强了。
      
      每次全球战“疫”,甭管过程多么曲折,归根结底就是拼两样东西——一是科学技术,这是致胜的最终武器;二是社会组织能力,这是控制疫情、减少损失、为科学家赢得时间的关键。
      
      新冠病,是一个凶狠的人类公敌。它行踪诡秘、狡猾刁顽。它的杀伤力到底如何,尚未见顶。它所引致的疫情暴发,目前看,不仅夺命伤身,而且已超出了生物学意义上对生命的侵害范畴,而正在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带来重大冲击,深刻影响整个世界格局。
      
      近年来,总书记反复阐述过一个重大判断——“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尤其强调要针对这个“大变局”,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注重化危为机。2018年1月,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他列举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其中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
      
      在“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总判断下,近年来社会各界多有领会、剖析,也大多是从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西方中心主义发生历史性衰落、新兴力量加快成长成势、全球治理面对重大挑战等展开。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大变局”丰富内涵的组成部分。
      

      
      病风险、疫情风险、治理风险,交织在一起。可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眼前,正从暴发大疫、抵抗大疫的角度,呈现其现实的复杂性,及其饱含的历史深度。
      
      当我们要巩固国内抗疫成果、尽力支持全球抗疫之时,当我们如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时候,毫无疑问,应该站在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高度上,充满自信也充满忧患意识,做出思考、谋划并展开行动。
      
      (文丨特约评论员 杨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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