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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党史故事100篇(47)“四二一”学生运动中的民建中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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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篇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2021年,奋进的中国迈上新的征程,奋斗的中国迎来百年华诞。从3月1日起,区妇联微信公众号推出“江北党史故事100篇”栏目,与姐妹们一起走进江北历史深处,学习100个与江北有关的党史故事,了解革命先辈们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以他们为骄傲,沿着他们的步伐紧跟党走!
      
      “四二一”学生运动中的民建中学
      
      “‘四二一’哗啦啦,有志青年斗顽寡,讨伐怒吼震天涯,‘国民政府’垮!垮!垮!”这是1949年春重庆学生运动中呼喊的一句啦啦词。
      
       1949年春,重庆市物价飞涨,百业凋蔽,人心惶惶,社会急剧动荡。国民党政府月月拖欠公立学校的拨款,致使部分学校面临断炊境地。为了活命,工校、女师学院、川教院、重庆大学、重庆中学等校师生罢课罢教,学生走向街头义卖义演,为老师募捐,提出了“争温饱、争生存”的口号,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全市各公立中学均投入了运动。
      
       3月中旬,外校同学来民建中学联络,我参与了接待工作。鉴于当时的形势和民建中学的处境,3月份内,我们没有公开宣传罢课。中旬,我们派出联络员与适存高商、蜀都中学、重庆大学、重庆中学、树人中学、南开中学、工校、省女职校、正阳学院等校联络。校内举行了时事座谈会、出墙报,进行了广泛的发动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在潘其江、程灼华、熊尚源、朱郁村、秦志如等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
      
       4月1日,国民党当局屠杀南京要求政府接受中共八项和谈条件的学生,消息传来,民建中学师生义愤填膺,纷纷走出教室,投入到学生运动中。我们出墙报、写传单、声讨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声援南京同学的正义斗争。黄坤瑜主编的学生会会刊、曾旗主编的团结都出了专刊。团结的专刊十分醒目,刊头鲜血四溅,社论犀利泼辣,有篇文章提出了15个为什么,切中了国民党的要害,吸引了不少读者,具有很大的鼓动性。我们还把外校送来的传单和宣传品翻印出来张贴在校内。我们组织同学唱革命歌曲,跳健康的集体舞。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哟好地方跌倒算什么古怪歌薪水是个大活宝等革命歌曲成了团结同学、鼓舞斗志的精神武器。每天晚饭前后,上百的师生自动聚在校园里跳秧歌舞、团结舞、对脚舞,场面十分壮观,气氛非常热烈。当时,革命歌舞具有很大的凝聚力,通过歌舞活动,把同学团结动员到运动中来。
      
       4月初,重庆大学、重庆中学先后举行了声讨大会、追悼大会、营火晚会。我校派代表参加了这些大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重庆中学晚会上演出的赴美淘金记。该剧揭露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勾结的丑恶行径。宋美龄由男同学扮演,把奴颜媚骨的丑态刻划得维妙维肖,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在数千名观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我激动得振臂呼喊,称赞该剧揭露得好!我校的团结舞,在重庆大学和市一中晚会上演出,也受到各校热烈欢迎。
      
       这时全市各校先后宣布罢课,并成立了“四一”后援会。4月11日下午,民建中学举行声讨大会,同学们自动走上讲台,慷慨陈词,情绪十分激昂。“活不了、活不了,大家起来争温饱”“争温饱、争温饱,全校同学团结好”等啦啦词此起彼伏,响彻大厅。大会正式宣布全校罢课,教室里剩下的几个同学也卷入了运动。
      
       鉴于学生运动规模大,工作多,我们成立了联络组、宣传组、歌咏组、总务组。在熊尚源老师倡议下还成立了纠察队。联络组由我和李积珍负责,纠察队由王能仁负责。纠察队的任务是注意来我校人员的行动,晚上轮流守大门,以防不测。
      
       我们与校外的联系更加广泛了,联系内容已由一般的联络串联、情况交流,发展到对反动势力控制较严的后进学校的发动和突破。由于通惠中学和中正中学学校当局的政治原因,学生运动受到压抑,迟迟未发动起来,我们先后派出20多人的大型宣传队进入该校。当我们进入通惠中学并开始宣传时,一个自称该校负责人的胖子出来打断我们的演讲,吆喝学生回教室去,然后问我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回答是“市争联”派来的,并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为什么阻挠我们的宣传。他看我们来势不小,预感到硬碰不行,招呼我们到会客室坐下,东拉西扯,想把时间磨蹭过去。我们很快识破了他的伎俩,将计就计,留少数人与之周旋,多数人则溜了出去,继续开展宣传。我们的宣传义正词严,情真意切,得到了很多同学的理解和支持,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中正中学的负责人比通惠中学更反动,不准我们宣传队进校。正当我们据理力争时,下课铃响了,许多同学拥上前来,我们立即宣传鼓动,得该校同学阵阵掌声,并一道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历史潮流不可抵挡,顽固堡垒被突破,中正中学也投入了学运的大潮流。
      
       4月5日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四一”血案后援会后,民建中学派我和李积珍参加其工作。稍后,我就住进重庆大学,直接参加重庆市学生争生存、争温饱联合会的工作。不时回校传达“市争联”的决定和各校信息,听取潘其江、熊尚源等老师的指示,把他们的意见作为民建中学的意见带到“市争联”去。
      
       4月15日,“市争联”决定于21日举行全市大游行。我立即赶回学校传达,整个学校沸腾起来了,斗争进入了高潮。潘其江、程灼华老师却冷静下来思索前进的每一个细节,游行时可能碰到的种种问题,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都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我们学校没有围墙,运动开始后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于操场。校长吴宇同曾集合学生在操场讲话,希望大家以学业为重,不要罢课游行,这是学校领导故意做给外人看的一个假动作,我们所有进步学生都是理解的。
      
       不出所料,国民党政府在游行之前的19日凌晨宣布全市戒严,顷刻之间大街小巷军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一时交通断绝,商店关门,灯火也被管制起来,整个重庆像一座死城。我正住在重庆大学,突然戒严,过不了河,不知河对岸民建中学同学们的情况怎么样,心里正着急,忽然重庆大学的同学们跑来说:“民建中学隔河喊话了,啦啦词听得很清楚,真痛快!”这一消息,使我激动异常!第二天下午,我也来到重庆大学临江路上,参加了重庆大学同学与民建中学同学隔河互喊啦啦词的行列。嘉陵江两岸,对江欢呼,声震云霄,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难忘。
      
       后来知道,在戒严的三天里,民建中学的师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仍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19日下午由熊尚源老师出面召开会议,分析了新的形势,提出了几条对策:1.不要擅离学校,以免发生意外。2.加强警戒,日夜巡逻,如遇军警抓人,纠察队首先与之周旋,以争取时间。3.广泛团结同学,鼓舞斗志。4.尽快与重庆大学“市争联”取得联系,参加全市的统一行动。校外联系中断了,民建中学顿时成了一个孤岛,人人感到命运相依,团结更加紧密。在女生宿舍外面的高地上,大家席地而坐,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歌声那么深沉,那么嘹亮。这发自肺腑的歌声是号角、是力量、是希望。大家唱着歌,结伴而行,走到女生宿舍侧面的岩石上,与重庆大学隔江相望。大家明白,重庆大学处于漩涡中心,大家希望传来“市争联”的消息,关心“市争联”全体代表的安全。但天上阴云密布,脚下江水滔滔,唯有对岸临江路上的行人依稀可见。一个新奇的念头产生了:可不可以向临江路上的行人喊话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不行、听不见。”“难道这么多人齐声高喊也听不见么?“试试看。”于是大家齐声喊话:“重大,重大,民建向你喊话。”一次、两次、三次,洪亮的喊话声越过嘉陵江,飞向学运的民主堡垒——重庆大学。重庆大学的同学们听见了,“市争联”的代表听见了,他们遥望民建中学战友,用相同的方式作了回答:“听见了,重大向民建问好。”这一联系渠道的开辟,清除了同学们的孤立感,大家奔走相告,喜笑而归。老师们赞叹:奇迹,奇迹!第二天傍晚,双方又进行了喊话、致意、问好、传递信息。
      
       后来,国民党政府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戒严后又派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张笃伦、市参议会议长范众渠和一个省督学来到重庆大学,要求与“市争联”的代表见面。“市争联”主要负责人向绍南觉得事关重大,个人难以作出决定,立即召开“市争联”全体会议(由各校代表联合组成,我是民建中学代表,参与了这一过程)商讨对策。会上,有的代表提出不理他们,因为当时交通已经断绝,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的声音传不出去,只要接待了他们,他们就可大做文章,可能公开造谣说“市争联”接受了戒严令,于运动不利。但多数代表(包括我本人)则认为:我们原就打算大游行后到西南长官公署请愿,他们既然来了,正是我们表达群众意见,反映自己要求的好机会。会议决定由全体代表集体接待他们,每个代表可以自由发言。
      
       接着,张笃伦等三人由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陪同来到会场(重庆大学理学院),他们虚伪地向我们代表点头致意,代表们纹丝不动,表情严肃。向绍南首先致词,他说,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弄得民不聊生,老师没饭吃,怎样教书,学生没饭吃,怎能念书,我们被追罢课,准备游行请愿,可是,政府突然宣布戒严,是何居心?请张群长官向全市学生代表作出负责答复。
      
       张笃伦摆动肥胖的身躯,慢条斯理地说,我从湖北回川不久,离川时就惦记着四川父老,回来一看,百业不兴。但是,戡乱建国……张笃伦话音未落,一个个学生代表冲着发问:“政府既和谈,还讲什么戡乱?”“公立学校的经费为什么没有着落?”“为什么要戒严?”“是不是又要逮捕学生?我们的安全有无保证?”一个个问题像连珠炮式发出,张笃伦试图辩解,他的话全被一个个代表的发言所盖住,谁也听不见。张笃伦面红耳赤,狼狈不堪。这时会场外面走廊上啦啦队啦开了:“代表们,不要怕,不受宰割,不受分化”“争生存、争温饱,不达目的,罢课定了”“撤销戒严令,还我自由!”接着唱起“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歌声鼓舞着代表们的斗志,气得张笃伦龟缩一隅,无计可施。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范众渠起立讲话,他以民意代表自居,强装笑脸,显得很随和地既说师生们是有实际困难,又说戒严措施是迫不得已,一再要求大家:只要不游行,不请愿,保证安全。省督学很嚣张地说,只要好好上课,还可继续留校读书,如果再闹下去,我就很难说什么了。他的话遭到代表们强烈抨击。张笃伦眼看软的一手不能得逞,想溜之大吉。大家要求去长官公署请愿。他们为了摆脱困境,只好答应派车护送,保证安全归来。
      
       很快,两辆大卡车满载学生代表,划破死寂的夜空,向长官公署进发,到达长官公署后,公署的秘书长徐思平拒不答应代表任何要求,一切推说张群不在重庆,他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请愿无结果而归。这时重庆市地下党分析形势,认为学生运动目的已经达到,眼看和谈破裂,反动军警可能对学生实行武力镇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通过“市争联”作出了分区游行的决定。
      
       这一决定传到民建中学,民建中学党组织通过学生骨干做工作,整顿队伍,于21日沿江游行至石门、盘溪而归。沿途船工、市民和商贩都向我们投以同情的目光。
      
       “市争联”的工作接近尾声,我欲赶回学校,但渡船被军警扣留,唯有造纸印刷校一艘公务船停在中渡口,船工听我表明身份和意图后,不顾个人安危,将我偷渡过河。船行至江中,被军警发现,迅速开船追赶,并命令停船。我们加速划行,船刚一靠岸,我们就飞快地跑了。军警赶来,也无可奈何了。
      
       21日晚上,潘其江老师对我说,学生运动高潮已经过去,吸取1947年6月1日的教训,运动中抛头露面的人物要转移。他们当晚就将我安排在造纸厂一同志家过夜,第二天戒严解除后,蒋维彦、马永淮、黄坤瑜和我就一道离校,向乡下转移。稍后,李光仪、王能仁、朱芳世等大批骨干先后离校,留下汪婉修、肖兰芬、刘忠孝等小同学坚持战斗到黎明。
      
       30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当时,学生运动震撼山城,动摇了国民党在重庆统治的根基,起到了雄鸡报晓的作用。我自己也和全体同学一样,经受了一次实际斗争的锻炼,政治思想上得到了提高。回顾过去,重庆地下党组织对运动的策略是成功的。民建中学党组织和老师们,对形势的分析、对时机的选择,对工作的部署都无懈可击。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既勇于进击,又善于退却,以致奉命专门监视蜀都中学和民建中学学生运动的伪警察局14分局石门分驻所一无所获。他们在向其上司的报告中称:“民建中学除派代表前往沙坪坝等地参加开会外,其他行动均属良好。”我们躲过了敌特的监视,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保存了力量,迎接了解放。
      
       (胡正笃,当时是民建中学学生,1948年加入中国,参加了学校的“四二一”学生运动,后任四川省第二党校科社教研室主任。)
      
      口述人:胡正笃
      
      来源:江北报
      
      原标题:江北党史故事100篇(47)“四二一”学生运动中的民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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